尼克·萨博：货币的起源

译序

本文从考古学中常见的燧石引入，燧石脆弱且精美到只有收藏价值，而不具备切割等使用价值。在食不果腹的旧石器时代费时费力地制作这些看似无用的收藏品，显然有其他重要的收益价值。萨博教授从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进化稳定策略模型出发，论述了动物之间的合作大多出于亲缘关系——把“自私的基因”遗传下去，非亲缘关系之间的合作因为缺乏信任而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因而，这种情况鲜有发生。相互施惠涉及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衡量受惠的价值，以便在下次合理施惠，否则，这种合作关系将会破裂。因为缺乏这种衡量互惠价值的能力，动物无法发展出更大范围的合作关系。

而人类在大量商品易货中演变出了这种衡量能力。物物交换是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但是物物交换需要供应或技能、偏好、时间和低交易成本的巧合，这种巧合很难发生，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极高。人类以不易损坏、易于保管的收藏品为媒介，实现了延时互惠（以收藏品为媒介，夏天成熟的西瓜可以交换秋天成熟的橘子），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收藏品（如贝壳、燧石等）成了最早的货币，货币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的交换。

但是，大多数地方的贸易都受到高交易成本的制约，因为部落间缺乏信任。在漫长的史前人类史中，贸易不是唯一的财富转移模式。婚姻、继承、解决争端和朝贡等文化习俗的出现要早于部落间贸易的出现，有着比部落间贸易更大的财富转移规模。虽然婚姻、继承、解决争端和朝贡等大事件等大的单次交易成本很高，但是每次转移的财产都是巨额的，且以此为目的而设计的收藏品比其他收藏品得更持久、更普遍，间接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这些文化习俗的形成比贸易更早地成为了原始货币发展的助推器。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到：“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而货币正是延时互惠主义的象征，使人类能够以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方式进行合作。通过货币这个延时互惠的媒介，人类变得审慎、富有远见和善于长远思考，从而催生了璀璨的人类文明。

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它能降低人们在交易时对信任的需求，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不断地流通，摊销制造货币的成本，强化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

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的安全性和难以伪造性来支撑。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最重要的，也是目前唯一落地的应用，我们从货币的起源中窥探到的去信任、流通赋予价值、安全性、难以伪造等等特性，可以给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启示。

 摘要

原始货币及语言的出现，使早期的现代人能够解决其他动物无法解决的合作问题，包括互惠利他主义、亲缘利他主义和侵略的缓解等。这些原始货币与非法定货币有一些共性——它们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也不只是装饰品。

一、 货币

故事要从这里说起，17世纪时，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地曾出现过货币短缺问题[1][2]。英国人的想法是，在美国种植大量的烟草，砍伐木材来建造全球海军和商船的船只等等，以换取一些宗主国生产的必需品来维持殖民地的运转。实际上，早期的殖民地定居者应该既为公司（译注：例如伦敦公司）工作，又在公司的商店里消费的。投资者和皇室更喜欢用硬币去支付给农民，好让他们自己去购买所需商品——最好还能趁机在商品贩卖中保留一些利润空间。

解决方案其实就在手边，但这些殖民者花了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土著手里也有“钱”，但不同于欧洲人常用的钱。美洲本地的印第安人对钱的使用已有千年历史，而且这些“钱”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其实也是有用的——只是在有的人眼里，只有在金属片上镌刻他们政治领袖头像的钱才是真正的金钱。何况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既不使用银也不使用黄金，他们用所处环境中能找到的最适宜的东西来充当货币——猎物尸骸中耐损的骨头，更具体地讲，他们会把贝壳、蛤蜊还有其他硬壳串在吊坠上充当钱。而这些货币对于欧洲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图1：贝壳项链

交易的时候，项链上的贝壳珠子会被清点、取出，然后重新装配在新的项链上。美洲原住民的贝壳珠有时也被编织成腰带或其他有象征意义的小物件，用来彰显一个部落的财富或是信仰。

蛤蜊只在靠海的地方才能找到，但是专家却在遥远的内陆也发现了被用来交易的蛤蜊壳念珠串，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整个美洲大陆都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贝壳类货币，显然这些钱曾在很大地域范围内流通。比如易洛魁人，他们压根不需要跋涉到蛤蜊产地去，就能设法收集所有部落中最大的贝壳串珠宝藏[1]。事实上只有极少数部落，如Narragansetts，专门制造贝壳串珠，但整个北美却有数百个其他部落（其中许多是狩猎采集部落）都在使用这种串珠。贝壳串珠吊坠长短不一，珠子的数量与长度成正比。这些吊坠可以被切割，也可以再连接成整串，从而使得吊坠的整长度约等于交易的价格。

后来殖民者在“什么样的钱能算作真正的钱”这个问题上与原住民形成了共识，贝壳串珠钱很快就在殖民社会广泛流通起来。蛤蜊也进入了美国白话，成为“金钱”一词的另一种表达。之后，新阿姆斯特丹（现纽约州）的荷兰殖民地政府从一家英美银行获得了一笔巨额贝壳串珠贷款，英国政府也随之被迫推行这些“新钱”。因此，在1637年至1661年间，贝壳串珠成为了新英格兰的法定货币。殖民者从此拥有了流动的交换媒介，殖民地的贸易蓬勃发展起来[1]。

可后来英国开始向美洲运送更多的（金属）货币，贝壳串珠的命运也到头了，欧洲人开始应用他们大规模的制造技术来增制金属币。到了1661年，英国承认战败，并决定支付战争赔款，（译注：事件背景应该发生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可能有误，有待考证）赔款所用的货币必须是真正的黄金白银，是由皇室审核和铭刻的铸币，具有比贝壳更好的货币品质。从那以后，贝壳串珠就不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法币了。直到1710年，贝壳串珠才又在北卡罗来纳州短暂地成为了法定货币。漫长的北美历史中，贝壳串珠一直都在被用作交换媒介，有的地方甚至一口气用到了20世纪。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在农业和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贝壳串珠已经通胀百倍，在铸币出现后，它也逐渐走上了西方金银货币的老路——从精心制作的货币变成了装饰品。美国俚语中对“贝壳货币”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从“100贝壳”变为“100美元”。“Shelling out”的原意即用硬币或账单支付，以至后来演变为用支票或信用卡支付[1]。我们经常在随口使用这些俚语，却很少有人注意其实我们已在不经意间触及到了金钱本身的起源。

二、收藏品

美洲原住民使用的货币除了贝壳外还有很多种。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动物毛皮、牙骨等一些具有财产属性的物品，这些物品也常被用作交换媒介。一万两千年前，在现在的华盛顿州，克洛维斯人制造了一些精巧的长燧刀片。这东西外形上很有特点，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脆弱，显然是不能用来进行切割工作的。所以说制作这些燧石可能只是纯粹为了观赏和收藏，要么就是用于与切割无关的其他目的，只有这样才说得通[3]。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种看似随意的结论还真的就正好解释了这些物品被发明出来的意义。

美洲原住民并不是第一批制作那些精巧但派不上用场的刀片的人，他们曾大量使用的贝壳币也不是美洲人自己的发明。欧洲人也不是最早的，尽管他们在过去的岁月中也广泛地把贝壳和牙骨当作货币，也曾把家畜、金、银、武器等等作为流通工具，但是很遗憾这些原始货币的最初发明者并不是欧洲人。拥有悠久历史的亚洲人使用了上述提到的各类交换媒介，除此以外政府还发行过斧头币（译注：这里的语境是人类早期，如果是人类文明发达后，可能指刀币，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但“钱”这个东西也是他们的舶来品。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贝壳吊坠，而且成型度极高，跟万年后美洲原住民使用的贝壳币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

图2：由生活在附近河口的Nassarius kraussianus蜗牛壳制成的珠子，豌豆大小。出土于南非Blombos洞穴，公元前75,000年[4]

20世纪90年代末，考古学家斯坦利·安布罗斯（Stanley Ambrose）在东非大裂谷肯尼亚段的一个岩石掩体中发现了一堆由鸵鸟蛋壳、石块和贝壳碎片组成的一串珠子。检测这些贝壳的40Ar / 39Ar（译注：40Ar/39Ar同位素定年法）比值发现，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5]。另外，在西班牙也发现了穿孔的动物牙骨[6]；在黎巴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发现了穿孔壳[7]；最近，在南非的Blombos洞穴里发现了还未串成珠的贝壳，历史也可以追溯到75,000年前了[4]。

图3：鸵鸟蛋壳珠，肯尼亚裂谷，公元前40,000年

距今四万年之前，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就已经迁徙到了欧洲，在那里出现了由贝壳和牙骨制成的项链；距今三万年前，贝壳和牙骨吊坠又出现在了澳大利亚[8]。现在出土的这些时期的物品，在制作上展示出了相当精湛的技艺，这表明，这种制法的发明可能要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收藏和装饰性物品很可能起源于非洲，非洲也正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译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又称“晚期智人”，是人类演化的一个阶段，其在体质特征上和现代人已没有明显差异）起源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代，人类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而制作这些贝壳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时间，很难想象人们在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还愿意用如此高昂的成本去打磨制造这些玩意，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收集和制作这些项链必然还有其他重要的收益价值[9]。

实际上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中，就连那些不从事贸易的人和使用更现代化货币的人，都会制作和欣赏珠宝等收藏品，并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某些物品的艺术价值和传承价值，而不仅仅是关注物品的实用功能。所以很多观点认为，人们收集贝壳项链和其他类型的珠宝，纯粹是为了享受（观赏）。但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只为“纯粹享受”就费尽心思做出这么多高成本的复杂玩意，这样的结论好像并不能解释一切——相反，这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觉得收藏和佩戴珠宝能产生愉悦感？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讲，这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愉悦感发生了进化？

图4

细节展示：埋葬在俄罗斯Sungir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的项链坠，公元前28,000年，联锁和可互换的珠子。每个猛犸象牙珠可能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制造[10]。

三、进化、合作与收藏品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重要数学发现标志着进化心理学的正式诞生[11]。利用协同进化基因的模型，从学科体系建设良好的群体遗传学角度出发，史密斯提出，基因可以为竞争策略（好坏都有）而编码，意即博弈。史密斯证明，这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基因遗传到后代，将把纳什均衡策略演变为竞争所带来的策略问题。这些博弈包括囚徒困境，即一个合作问题的原型；以及鹰鸽博弈，一个竞争冲突博弈模型。（译注：鹰鸽博弈是指进行对抗时，两种不同的对抗策略:如鹰般地凶狠强硬，和如鸽子般地温和隐忍。鹰鸽博弈是研究同一物种、种群内部竞争和冲突中的策略和均衡问题，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竞争和冲突等现象。）

史密斯理论的关键在于，这些策略博弈虽然是在表型之间进行的，但其实质则是在基因层面上进行的终极博弈——为繁衍而竞争。基因——不一定是个体——会影响行为，好像它们是“有限理性”和“自私”的，前者指考虑到生物原材料和之前的进化史，在所能表达的表型范围内的最优策略编码，后者使用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比喻。对个体行为形成影响的基因，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适应，这种社会问题由基因通过表型竞争而呈现出来。史密斯将这种进化版的纳什均衡称为“进化稳定策略”。（译注：进化稳定策略指种群的大部分成员所采取某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他策略所不及。动物个体之间常常为各种资源竞争或合作，但竞争或合作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一定行为方式，即策略，进行的。）

建立在早期个体选择理论（例如性别选择和亲属选择）之上的“本轮”（译注：本轮是地心说中行星运动的轨道，这个概念随着地心说一起被哥白尼推翻），在进化稳定策略这个更广泛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性理论出现后便消失了，后者将基因而不是个体置于理论研究的中心。因此人们常用道金斯容易被误解的著名比喻“自私的基因”（译注：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在书中将基因比作自私的人）来描述史密斯的理论。

在旧石器时代，很少有其他物种能够达到当时人类之间的合作程度。在多数情况下（比如蚂蚁、白蚁和蜜蜂等群体的育雏行为），动物合作是出于亲缘关系——它们可以把它们亲族中“自私基因”传承下去。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非亲属之间才会有持续的合作，这种情形被进化心理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正如道金斯所描述的那样，除非双方同时互相帮忙，否则就会有大概率存在欺骗行为，而且实际经验表明人们也确实如此[11]。这就是博弈论中典型的 “囚徒困境”模型——如果双方合作，双方的处境都会更好，但如果一方欺骗了对方，他就会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而攫取自己的利益。骗子和傻瓜在一起博弈，骗子总是胜利一方。然而，有时动物会通过反复的互动和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来进行合作：从一开始就配合对方保持合作，一直持续合作到对方作弊为止——然后再突然叛变，转换自己的策略。这种报复性的打击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对方的欺诈，促使双方握手言和继续合作。

这种合作在动物界其实鲜有发生，因为其发生条件具有很大的限制。主要的限制在于，在这段合作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或多或少地必须要亲近另一方。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寄生虫和宿主的身体共同进化成共生生物。如果寄生虫和宿主发生利益重叠，那他们之间合作产生的效益会大于单独个体（寄生虫亦为宿主带来好处）。如果他们之间能在“以牙还牙”的策略下进行长期博弈（即最终双方是合作关系），他们就能进化成“共生体”。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代代相传的基因遗传机制一致的。它们最终成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然而，这之中不仅有合作，同时还有剥削。这种情况类似于人类的一种进贡制度，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除了上述的例子，也会出现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在非亲属（或其他非常受限的条件下）情形下，也能形成这种共生合作关系。道金斯以清洁鱼进行了例证。这些鱼在宿主的嘴里游来游去，吃掉那里的细菌，使宿主鱼受益。寄主鱼可以欺诈——可以等清洁鱼干完活再吃掉它，但寄主鱼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二者都是自由游动的，他们都有可能自主中断这种合作关系。然而，清洁鱼已经进化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领地意识，并且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条纹和舞蹈——就像难以伪造的品牌标志。所以寄主鱼知道去找谁清洁自己——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吃掉了原来的清洁鱼，就必须要再去找新的清洁鱼，而新的清洁鱼不一定值得信赖。这种关系的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都很高，所以他们会尽力保持着合作关系而不背叛彼此。此外，清洁鱼都是小鱼，所以吃它们的好处还不如让他们清洁自己，哪怕只清洁一次。

当然，这些分享大多限于亲属（蝙蝠）之间。在反刍现象的110例观察记录中，有77例是由母亲喂养孩子的，其他大多数也与亲属有关。不过，也确实有一些例外。为了证明这小部分案例都是互惠性利他行为，威尔金森将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蝙蝠种群进行了组合。在这种种群组合情形下，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蝙蝠一般只喂养它们原来族群的老朋友[11]。这种合作需要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伙伴经常互动，相互认识，并了解对方的行为。蝙蝠洞有助于限制蝙蝠活动范围，从而使蝙蝠之间形成长期的关系。我们将看到，一些人类也会去捕获高风险或不常得的猎物，并将捕获猎物产生的剩余食物与非近亲共享。当然，人类在这一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吸血蝙蝠。而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道金斯认为，“金钱是延时互惠利他主义的一种象征”，但随后他放弃进一步研究这一令人着迷的想法。而我们会将这一理论想法研究下去。

在小群体中，公众声誉的存在，可以减少个体的报复行为，而这种随后回报的可能性，能促进双方的合作。然而，依赖信任关系的延时互惠利他行为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受惠方可能忘记施惠方的身份；二是，无法准确地确定自己的受惠价值。

去记住别人的面孔及别人对你的恩惠可能会存在困难，但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困难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克服的。记住一个人的脸很容易，但人们很有可能想不起来别人对你的恩惠。要记住给予受惠者一定价值的恩惠的具体细节就更难了。避免争端和误解大概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

另一方面，受惠价值计量的问题广泛存在。价值计量在人们的任何交换系统中都发挥着作用——回报、易货、金钱、信贷、就业或在市场上购买。它在敲诈勒索、征税、贡品和设置司法处罚方面很重要。它甚至在动物的互惠利他主义中也是重要的。以猴子为例，它们会互相帮忙，比如用几个水果可以让对方帮自己挠背，来清除自己看不到或够不到的虱子和跳蚤。但是，多少个水果能换多长时间的服务，双方才认为合理？帮对方挠2分钟背值一个还是两个水果？ 这个水果又应该是多大的呢？

其实，即使是蝙蝠之间交换分享食物（血液）这一行为也远比起表现的要复杂。蝙蝠是如何估计它们所接受的血液的价值的呢? 他们是根据重量、体积、口味、满足饥饿感的能力，还是其他变量来估计（所接受的）一次恩惠的价值? 同样，即使是在猴子之间简单地说“你帮我挠背，我帮你挠背”时，价值测量的复杂性也会出现。

对于绝大多数潜在的交换行为，测量交换的价值对动物来说很难实现。与记住面孔和将它们与恩惠相匹配相比，双方需要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恩惠的价值，这可能是动物互惠利他主义的主要障碍。

即使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凭人类的大脑去评估这些作为互惠物的工具的价值也太复杂了。在家族之外，要想记住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谁为谁制造了什么质量的工具，因此谁欠谁什么等等——是非常困难的。除此之外，很有可能还有大量的有机物品，短暂的服务（比如梳理毛发）等等都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只发生小额交换或提供少量服务，记忆也会随之增加，但我们人类不可能都记得清谁欠谁什么。如今，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但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还不会写字。如果部落宗族之间发生合作，问题会变得更糟，因为狩猎采集部落通常是高度敌对和相互不信任的。

如果蛤蜊（贝壳）可以是钱，皮草可以是钱，黄金可以是钱，如果钱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依法发行硬币或纸币，而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什么是钱呢? 为什么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类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制作和享受那些项链（贝壳串珠）呢? 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2]首先描述了货币如何从大量商品易货中自然而然地演变出来。

物物交换需要达到需求的双重巧合。比如，Alice种了一些山核桃，想要一些苹果；Bob种苹果，想要一些山核桃。碰巧，它们彼此的果园很近，Alice也很信任Bob，愿意在山核桃收获时间和苹果收获时间之间耐心等待。假设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物物交换就能很好地进行。但是如果Alice在种桔子，即使Bob想要桔子和山核桃一样多，他们也很难达成一致，因为桔子和苹果的生长气候并不一样。如果Alice和Bob互不信任，也找不到第三方来做中间人[13]或执行合同，他们也没法达成交易。

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更复杂的情况。Alice和Bob不能完全保证将来卖掉山核桃或苹果，因为Alice可以把最好的山核桃留给自己（Bob则是最好的苹果），把剩下的烂东西留给别人。如果仅靠记忆来记录这笔交易，比较两种不同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就更加困难了。此外，两者都无法预测诸如歉收之类的事件。这些情形大大增加了Alice和Bob的不信任性。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原始交易和往复交易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不确定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正如工程师们所说，物物交换“难以度量”。物物交换只适合于小量交易，交易量越大，交易成本越高，直至交易成本高过交易带来的收益。如果有n种商品和服务需要交易，以物易物市场需要n2个价格信息。五种产品需要25种价格，这不算太糟，但500种产品需要25万种价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么多价格。如果有货币作为支付媒介，那么n种商品，只需要n个价格——500种产品，500种价格。货币既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也可以简单地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只要货币价格本身的数量不会增长到难以记忆或经常改变的程度。价格往往是长期演变而来的，而非直接谈判决定的。

换句话说，物物交换需要供应或技能、偏好、时间和低交易成本的巧合。它的成本增长远快于商品交易数量的增长。当然物物交换比没有交易要好很多，而且应用也很广泛。但与货币贸易相比，物物交换又显得极为不便。

原始货币早在大规模贸易网络出现之前就存在了，钱有更早更重要的用途。货币极大地减少了对信任的需求，从而大大改善了即使是小型易货网络的运作。长期来看，需求的双重巧合是很难达成的。有了钱，Alice可以在这个月蓝莓成熟的时候为Bob收集食物，而Bob可以在六个月后的猛犸象群迁徙的时候为Alice寻找食物，而不用去死记谁欠了谁，也不用依赖别人的记忆或诚实。货币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的交换。

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使用的原始货币看起来与现代货币非常不同（后者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原始货币）其功能可能仅限于小型贸易网络和下面讨论的其他经济机制。因此，我把这些钱叫做收藏品，而不是钱。人类学文献中对这类物品的称呼通常不是“金钱”就是将其模糊的称为“有价值的（物品）”，前者（金钱）的定义比政府印制的纸币和硬币更广泛，但比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收藏品”更狭义，而后者（更有价值的物品）有时即本文所指的非收藏品。选择使用“收藏品”而不是其他可能的名字来指代“原始货币”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收藏品有非常具体的属性，而不仅仅具有象征性。虽然作为收藏品的具体对象和属性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些特性都具有某些共性，而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收藏品的主要和最终进化功能是作为储存和转移财富的媒介。一些收藏品，比如贝壳串珠，正如我们所知，在经济和社会条件鼓励贸易的地方，它的功能可能非常强大。在讨论财富转移的原始铸币媒介时，我偶尔会将“原始货币”、“原货币”与“收藏品”互换使用。

四、财富转移的收益与贸易的产生

在古代，个人、宗族、部落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自主的贸易往来，是因为各方都能在贸易中有所收益。人们在获取商品或服务的同时吸收了相应的交易经验，所以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一直在随着交易的发生而变化。尽管交易时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往往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商品的真正价值，但是，交易能产生收益，人们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共识。特别是在早期的部落间贸易中，高价商品的交易对各方来说都有极强的吸引力。几乎所有的参与方都能从贸易中获利，人们通过贸易创造的价值并不亚于人们在现实中所创造的物品的价值。

因为不同的个人、宗族、部落的需求偏好各不相同，对于这些需求的自给能力也不相同；虽然人们的技能和特长可以带来产出，但人们往往不能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与他人进行贸易总会为各取所需的参与方们带来收益。而关于交易的成本是否可以低至足以保证这些买卖有利可图，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我们所见，贸易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而发生，有的远古文明早在智人时代就开始以高于成本的价格进行有利可图的买卖交易了。

自愿的现货交易并不是唯一受益于低交易成本的交易模式，借助媒介进行的交易亦能受益于此，这一点是理解货币起源和演变的关键。在贸易活动中，一些高价值的物品，比如传家宝可以用来做抵押，以消除延时交换所带来的信用风险。除此以外，部落纷争中的战胜方向战败方攫取贡品；罪犯因违法而被判的罚款；以及氏族间通婚时所获的收益，都是与贸易类似的低成本交易技术。亲缘关系还可以通过继承财产这种途径来及时稳定地获取收益。在人类文明进入贸易繁荣时代之前，那时人们在主要生活场景中通过降低物物交换成本所获得的收益，与后来人们借助媒介进行交易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收益相当，有时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多。但是，这些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都不如以收藏品为核心的原始货币体系来得更早更有效。

当智人消灭尼安德特人成为新世界的主宰后，人口爆炸随之而来。在欧洲距今35,000到40,000年前的考古发现显示，智人时期的环境承载力是尼安德特人时期的十倍，也就是说，当时土地的平均人口密度是从前的十倍[9]。不仅如此，这些新人类还创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艺术作品，比如精美的洞穴壁画，精心制作的小雕像，还有各式用贝壳、牙骨、蛋壳制作的精美吊坠和项链。

智人的大脑与尼安德特人相似，但骨骼与肌肉较弱。他们的狩猎工具比尼安德特人更为复杂，但在距今35,000年前资源匮乏、技术受限的远古，智人用的工具比尼安德特人也先进不了多少，可能智人所用工具的效率还不足尼人工具的两倍，十倍是更谈不上了。使两大人种相区别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收藏品出现后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收益。智人乐于收集贝壳，制作珠宝，互相展示并进行贸易，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样的贸易场景。早在那数十万年前，智人才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塞伦盖蒂，贸易——这影响人类文明进化历程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了。

我们将一一阐述收藏品是如何在各种财富转移模式中降低交易成本的：在自愿赠予与继承中，在相互交易与联姻中，以及在非自愿的制裁和进贡中，收藏品的使用均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

早在智人时代，价值转移就已经出现在人类史上的诸多史前文明中。在许多生活大事件（比如婚姻）中，通过财富转移能获得相当巨额的收益（比如婚姻中的彩礼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交易成本很高，转移仍会存在。与现代货币相比，原始货币的流动速度非常低，在普通人的平均寿命里，原始货币可能只会被转移几次。但是一个耐用性高的收藏品却可以流传许多代人，并在每次转移时增加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财富转移的基础。因此，尽管看上去都在干些无聊的活，史前的人们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原材料来制作珠宝或其他收藏品。

（以上为本文部分节选，后续章节将在后续推出）

（作者：尼克·萨博；编译：TokenMania，内容来自链得得内容开放平台“得得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链得得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