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文明历程中的分布与共识

与宇宙的发散和收敛相对应，在人类社会组织中我们将它们称为分布与共识。作为一对矛盾的名词，人类历史上从未在大规模的范围内实现过二者的统一。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想要更多人的利益都能够被表达（发散\分布），往往难以达成集体中一致的意见（收敛\共识），从而影响行动的推进效率。当仅满足少数人想法的时候，步调整齐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但我们又不能保证少数人一直能有明智的决定。

类似情景我们都经历过：几个好友商量去看电影，我们要么听一个人的意见，比如A决定所有人去看喜剧片，但有两个人根本就不喜欢，这时候他们两就看不到自己想看的电影；或者在中间找一个平衡，比如有人想看喜剧电影，有人钟爱战争、爱情题材，最后选择观看大多数人倾向的战争片，显然这种情况下也还是会有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推而广之到整个人类社会，我们经常会面临这一经典的悖论。由于我们无法独自处理复杂利益交错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组织。从国家到公司，从协会到社群，我们会将权力授予这些组织，以代替我们做出部分问题的决策。虽然我们尽量会兼顾分布和共识的共同利益，但由于本质上存在的矛盾，在不同时期，我们一般只能更多偏向其中的一方。

组织的建立成为了人类走向繁荣的基石，为了快速促成协作和信任，我们常常需要寻求当中某个中介机构或者第三方组织的帮助。这些机构和组织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时不时会掺杂自己的诉求，而这将可能损害到个体的权利。我们将自己的财产、信息等交托于它们，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信任——经常不过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些情况下只是习惯使然。直至不好的后果发生，我们才幡然醒悟到这当中存在的巨大风险。

比如Facebook大量泄露用户数据，以及携程曾经出现的用户个人资料和银行卡信息流出的情况，都对数以亿计的用户隐私造成了极大伤害。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太过依赖这些中介组织，可真正到我们要摒弃它们的时候，又会陷入协作和信任的难题——如果没有律师的见证，如何确保与我们签订购买合同的商家交付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如果没有银行的存在，谁又能保证收到我们钱款的对象不对此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各类大型网站为我们提供的一切，又如何与许许多多的朋友进行远程沟通，或者在杂乱的机票和酒店信息中快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我们小心翼翼的生活在这个充满了陷阱的世界上，不得不特别用心地看管好自己拥有的种种。在组织中，我们会因为模糊不清的分配规则口是心非，或者有限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合作的时候，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确认对方是否诚实，也经常会担心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那些大数据时代强大而设计精妙的组织，会留下我们的情绪、健康和财富信息，而后将其用于“推断和预测”的素材，我们却丝毫没有从中受益。

在科技的帮助下，人类出于协作目的建立起的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个个体的力量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总是显得那么的渺小。面对这些大家伙，无法分享到应得的利益可能还只是小事，更可怕的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些自己亲手支持起来的组织周围，却竟然缺乏在它们作恶的情况下足够的约束能力。我们曾经撰写了无数的规章和法律条文，试图划定它们的边界，但其实效果并不显著。很多时候，它们可以轻易地对客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置之不理，甚至倒卖我们的信息谋取私利，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数字机器仍在运转，但由于缺乏足够的信心，我们最终还是无法达成更大的共识。

区块链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技术的手段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也即保证最大分布利益的同时，又可以让共识高效达成。具体的原理和论述我们将在今后的章节中阐述，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分布和共识在我们灿烂文明中留下的足迹。以西方文明为主要讨论对象，我们将更多民众、中等阶级得以声张权利的时期视为分布优先，用加粗字体表示；而将主要依靠一个偏中心化的机构（包括国家元首、官僚和贵族等等）代表组织进行决策视为共识优先，用非加粗字体表示。尽管有时候下面这些阶段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清晰，并且常常呈现复杂交错的状态，但还是可以近似地将它们分成两个部分：

古代两河文明、古埃及——希腊黑暗和君主时代、罗马王政——希腊民主（主要以雅典为代表）、罗马共和及罗马元首制——希腊集权（斯巴达战胜雅典后）及罗马后期帝国（皇帝戴克里先的改革后）——中世纪教会统治——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大航海和宗教改革——专制主义——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兴起——帝国主义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苏争霸——全球化、美国主导和欧洲统一——反全球化……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分布时期以发展个体利益为主要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集中决策的情况；共识时期采用效率优先的中心式管理，为了整体稳定性等诉求也会适当考虑分布。通过仔细梳理历史我们发现，由于无法实现融合统一，整个人类社会只能在分布和共识之间不断的寻找平衡，二者在过去呈现出交替往复的局面。

此外，经济、社会以及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普遍都是在分布时期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比如始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希腊民主时代，在哲学、数学、几何和天文等多个学科上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其之前和之后的两个共识时期各项发展则几乎举步维艰。又比如5世纪至15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时代，集权盛行和教会统治延缓了社会的发展，其后是文艺复兴和海外扩张重新激活了西方世界。

在文明内部也是如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的绝大多数的高速增长分别集中在相对开放的苏美尔、古巴比伦人统治时代和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时期。例如古埃及在第十二王朝的统治下，通过与中间阶层的商人、工匠和农民结盟并调动其积极性，有效的遏止了贵族势力的无序扩张，为创造古埃及史无前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都是不断向上提升的，在看似重复的历史中蕴含了演进和迭代。比如自1651年以来的专制主义时代，表面上与先前的中世纪君权统治无异：这两个时期各国的君主、天主教会都大肆抓捕、屠杀倡导自由的民众组织以及教派改革人士，但是专制主义时代的最大价值在于较好地结束了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世界的持续动乱。

这个时期的多个政权都通过专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同时积极引入法律治理——虽然仍然从属在王权之下，但已经显著优于毫无法律理念的中世纪，此外政治风气相比中世纪也更加开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定程度上自由的法律和政治环境给了同样始于该时期的思想启蒙以土壤，伴随着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等一批杰出人士专著的发表，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冲击专制制度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我们同样发现，分布的产生往往出现在共识末期，这个时候由于分配不均和缺乏激励，民众已经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明显趋缓，此时我们偏向于用分布推翻原有小范围的共识。比如在美苏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各国通过贸易互通迅速全球化，也创造了较为长期的繁荣。

而在全球化基本秩序日趋完善的今天，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本国贸易逆差增大、经济发展放缓等原因，又倾向于重设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很有可能重新导致进入共识阶段。这种情况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分布的发展开始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根深蒂固的矛盾，于是它们普遍采取了牺牲部分分布的利益以较快达成共识的方法。

总的来说，整体社会都需要通过为个体价值发挥提供空间以实现加速发展，因而在临近的历史阶段，基于技术、人口、资本等社会产出价值的潜力相似等原因，往往是分布状态下的社会更具发展潜力。实现每一轮共识的基础是前一阶段分布奠定的繁荣，而采用共识后有效解决各项问题，又为新一轮的分布创造了有利条件。分布就是这样不断迭代，并且每一轮新的循环都会继承上一阶段循环留下的成果，人类也因此能够不断达到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的文明。

（作者：劫波李凯龙，内容来自链得得内容开放平台“得得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链得得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