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人类的世界：从基因编辑视角看科技伦理（一）

伴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科技给人类带来了更健康、更舒适、更长久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有更多的旅行机会、治理和文化探索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却面临着巨大的科技伦理问题，无论是基因实验还是人工智能都给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考虑到我们面对的疫情的挑战是来自于人与自然的再一次正面交锋。在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众志成城的坚强意志下，人类无疑会获得这一次战役的胜利。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如果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科技作为人类可能唯一的面对自然的武器，我们需要重新正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科技将带领人类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因此接下来我会发表一系列文章，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去看待技术可能带来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限于：我们是否应该采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生殖和进化的方式？赛博格是否是人类种族生存的未来？我们如何面对机器人伴侣？我们如何制定一个与机器人相处的规则…等等。考虑到我上一本专著《智能经济》中曾经探讨过很多关于技术哲学的问题，以及作为经济学家的理性，我们这个系列的核心是“科技哲学与伦理”，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从数字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科技伦理而非传统经济学的范式，而我们关注的科技也不仅仅限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这样的技术，而是更深层次的关注具备一定“后人类”属性的未来科技，尤其是基因技术、量子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等，希望通过数字经济学和科技哲学的视角为读者建构一条理解科技未来的道路，尤其是关注科技伦理的问题。我们知道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而在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的当下，我们可能需要反思的就是我们对科技的态度以及人类到底向何处去，我们该更相信技术还是相信他人？本系列的第一篇就是本文《关于后人类的世界：从基因编辑视角看科技伦理》。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传统医疗的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但是并不能改变的就是传统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的自我修复。美国医生萨斯（Thomas Szasz）说过，“在宗教强盛而科学无力的从前，人们误将神的力量当作医疗；在科学强大而宗教弱势的今天，人们又误将医疗当成神力。”事实上，医生们都知道的秘而不宣的秘密在于：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所有的医疗行为，只是起到支持的作用。换言之，生命的自我修复能力才是关键，医疗的支持就是给自我修复赢得时间、创造条件，等待自我修复最终发挥作用并战胜疾病。而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则改变了传统医疗的行为逻辑，就是探索直接改进人类存在方式的手段。对试管中的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操控不仅可能预防遗传性疾病，还可能改变人类的身高、智力等其他特质，在这样的技术浪潮下未来极有可能的是“超级优生学”的出现：人类会通过基因操控、优质基因、克隆和传统方式进行交叉繁殖，这可能彻底的改变我们对“医疗”的理解，也会改变人类社会的未来。除此之外，通过脑机接口等方式增强人类感性直觉的敏锐度，拓展人类运动控制的范围也是一种改变人类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人类增强”的方式改变医疗的本质在伦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反对，原因就在于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人类就像工艺品一样缺乏“自然性”，有损于人类的尊严。不过这个理由似乎越来越受到挑战，尤其是当人类面临无法预知的灾难而现代医疗手段束手无策时，大家往往会想到求助于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这个理由的矛盾之处在于它有选择的主张人类尊严，医疗基因缺陷和提升基因能力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人类伦理和情感上很难将其对等看待。当然，从经济学视角看是有个很大的挑战的，就是人类增强可能会服务于那些经济能力更强的人群和家庭，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永久性，也就是“自由优生学”的扩张，这也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分裂。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技术层面和人类自身驱动力来说，这些人类增强技术就会将我们带到“后人类时代”，其代表人物是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他在《来自乌托邦的信》一文中极力宣扬了后人类时代的收益，“我的感受已超越了人类的感受，正如我的思想也超越了人类思想一样”，他总结除了三个后人类状态的特点：

第一，大多数人可以利用类似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完全控制自己的感官体验，模拟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将没有任何区分。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是我们会不会想要在体验制造机中度过人生（类似《黑客帝国》）中的状态，这将深深考验每个个体的自由意志。

第二，大多数人将不再有心理上的痛苦，例如抑郁、恐惧和自我厌恶等情绪将消失。这里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无法了解是否这些痛苦的体验跟个人的成就感和自尊心之间处存在天然的联系，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人造的”幸福感带来的收益。

第三，大多数人将拥有远高于自然年龄的生命，根据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所撰写的《百岁人生》一书中预测，21世纪初出生的人有一半活到100岁，这在发达国家当中已经成为现实，而发展中国家也迎头赶上。长寿时代不只是老龄化、延迟退休和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新问题是长生会使得冗长乏味和不负责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哲学家博纳斯.威廉斯强调的，当我们考虑度过非常漫长的人生时，比如会面临一个困境就是要么耗尽自己一切兴趣，陷入无尽的无聊之中；要么就是在遥远的未来发展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兴趣和担忧。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这样的现象将大大挑战我们对“死亡”的观念，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存在之处，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之处，我们不存在。”

了解了科技哲学家们关于“后人类”的观点后我们回到现实，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一些商业医院而非公立医院在做相关的尝试，类似贺建奎这样的学者会冒着很大的伦理风险做相关的实验，其背后的本质在于基因实验背后的资本与权力的博弈：一方面生物基因知识就是资本，而知识的资本化带来了权力，在海外很多医院通过生产盈利，并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大学费用，换言之生命体的生命基因编码都转化为了收入，人类自身慢慢失去了对自身基因控制的主导权，即资本推动了生产的知识系统推动了人类中心位置的偏离导致了伦理和价值观的错位；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科技伦理系统正在产生，原来的自然和人的对立系统将逐渐演化为一种由世俗文化与启蒙主义主导的技术伦理系统，如何拜托资本的束缚去推动公民社会的建构，以及在大学的公共教育的深化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技术、智能技术以及其他的人类增强技术正在不断融合，它使得人类改造自身基因、提升大脑性能成为可能，我们正在走向不断增强的“后人类时代”，人们对技术有着非常大的期望，正如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丹尼斯.加博尔所说，“所有在技术上能够被实现的，无论要为之付出怎样的道德成本，都值得被实现”，而在技术和市场的交叉作用下，人们开始朝着这个方向一去不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和商业机构开始建立各种伦理委员会来审查科技成果的可接受性，以使得产品实施符合伦理学要求，的但是其根本困难在于“市场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创新突破一切桎梏”。另一方面，人类正在成为一个造物者，凭借未来实验科学的进步从自然界获取力量，但是没有为这种力量设定限制，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在《人类2.0：改变的圣经》中讨论了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融合后产生的“技术奇点”，通过对效率和技术跃迁行为的探讨来表达一种侵略性的未来个人主义思想。

最终我们回到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上，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曾反驳，我们理解的人文学科不是由人文主义的普世主张构成的，而是由他们的一套清晰的关于“人”的假设所构建的，这种假设受历史和语境局限。人是由生命、劳动力和语言等结构所构建的，是一个“经验主义—超验主义的双重结构”，并处在永恒的发展中。这不是相对论的宣言，而是像拉比诺提出的那样，是对“人类再问题化”的呼吁。我们在这样一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也得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建构，考虑技术、社会、伦理、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家来说注重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对于商业本身也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一切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真实的商业世界：科技和资本改变了世界，而接下来伦理将改变商业和资本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