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得专栏】刘志毅：全球金融货币生态的演变

在了解了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之后，我们来看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期间全球金融货币生态的改变。这里所讨论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全球的货币体系的演变，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生态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对整个货币秩序结构性的冲击。虽然我们还在整个浪潮发生的过程中，但是见微知著，可以看到相应的变化正在发生。

  首先，我们先看看货币体系的改变，奠定我们现有的货币体系的是1944年7月至1973年之间各国之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协定源自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其会议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从签订以来，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结束了当时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美元作为储存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弥补了黄金的不足，提高了全球的购买力，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

然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针对当时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所以并不适应经济结构改变之后的全球化金融的发展。尤其是由于汇率体制僵硬，无法通过汇率浮动自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主要落在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方，牺牲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可对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或国际准备流失的国家，促其采紧缩政策或贬值措施；但对国际收支有盈余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却无法要求他们采取扩张性政策或升值措施。因此，1973年尼克松宣布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整个国际货币秩序进入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货币生态。

  所谓后布雷顿时代的全球货币金融体制有三个基本的特点：第一，黄金美元本位被放弃，也就解决了美国黄金存量不足的窘境，也带来了美元超发的现象。第二，美元与各国的兑换汇率不再采用固定汇率，而是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就意味着汇率会成为影响各国金融发展的关键要素，各国对汇率的主动管制也无法避免。第三，由于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因此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准，因此，美国要发行美元不再需要跟各国经济规模同步，甚至可以有“主动”超额发行货币的空间，所以造成美元的发行被形容成有如脱缰的野马，甚至扩大了原本全球美元体制的缺陷。

可以说，整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端，已经埋藏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结构之中了。全球各个主权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都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造成了通货膨胀和货币相对贬值，也造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控制和调节逐渐失效，导致了整个经济成本的提升。

  然后，我们来讨论全球货币金融结构的变化，需要看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反映出全球范围内产能和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为救市或应对危机冲击，又大量扩大货币与产能投放，尽管短期内抑制了危机的恶化和冲击，但却积累了更大的危机隐患和风险因素。

危机十年后，美国收缩货币政策，美元加息推动美元升值，美国发起贸易保护和对不少国家经济制裁等，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货币严重贬值，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甚至可能诱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金融痼疾之深令人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吸引海外投资和扩大净出口的难度非常大，没有重大改革开放新的举措，要扭转基础货币在货币总量中占比不断下降的态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亟需推出新的一轮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改革开放，包括对症下药的金融制度变革。

 这其中，不仅需要以降准和收缩央行拆放资金规模为核心，从资金供应源头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减少资金流通环节，疏通资金传导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且需要提前探索在央行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潜力消失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新的方式，如收购社会的黄金、白银以及国债等，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尤为重要的是，当下，急需切实深化财税体制（减税减费）、投融资体制以及人口和户籍体制改革等等，激发社会经济活力和效率，提升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改革潜力，抓住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旧有体系亟需变革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凝心聚力、科学谋划、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提高研发的GDP占比，夯实新旧动能转换，形成新的国际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成果。

  第三个方面，金融运行机制的改变，我们看到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前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差别就是世界的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进步到浮动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稳定互动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负利率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本质上就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运行机制的变化。由于利率常态性的变化，不可避免的看到其对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也要重新思考相关的运行机制的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做出调整：

   在宏观层面要缩短金融产业链，防控抬升杠杆。近几年，中国从严整治金融乱象、虚假担保、高杠杆融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宏观经济杠杆率稳定下来了。对于那些形式上增加信用、缓释风险而实质上是在拉长链条、放大杠杆的业务，对于形式上依法合规、要件齐全而实质上是违法借道、规避调控的业务等，还需要继续加以控制。也就是我们还是坚持脱虚向实，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玩弄投机的游戏，把握这个原则是基础。

  在中观方面，要把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现代金融体系是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要把维护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作为现代金融秩序建设的基础，加快建设国家级的信用信息广泛采集、大数据综合动态分析、信用信息严格保密和相关方面低成本共享的平台和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守信正向激励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着力增强主动守信、时时守信和事事守信的信用意识，避免个体的信用缺失抬高全社会金融交易成本。

这里的核心就是将信用和金融完全链接起来，通过可信网络技术的使用推动整个市场经济的信用基本机制的建设。

　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打破授信的担保依赖，盯住未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未来发展。要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改进和创新信用评估模式，充分发现潜在的资质良好的企业、市场前景良好的企业、未来第一还款来源充足的企业，严把业务准入关口的同时，尽可能提高服务的覆盖面、深入性和精准度，盯住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的日常跟踪分析监测机制，及早纠偏冒险行为，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早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以及要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机制保障。

这里要运用到的技术就包括不限于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通过新技术的使用推动微观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的建立，以及良好企业信用生态的建设是关键。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过去数十年间世界金融基本格局的变化，包括货币生态、金融结构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其中也讨论了相关的影响。我们要掌握的不仅仅是相关信息，而是对整个金融环境的把控，才能理解金融、技术以及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