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借钱炒币？委托投资？法律意识不可缺

随着加密货币的流行，炒币之风兴起，借款炒币的现象不在少数。但币圈变幻莫测，行情难以预料，赔钱也是常事，由于人们往往碍于情面不与朋友、同事签订借款合同或开具借条，当借款人投资失败时追回借款就成了难题。委托投资下，由于委托人的投资风险自担，委托关系的存在往往成为借款人逃避还款的避难所，借款人将借款变委托从而反咬一口的情形不在少数。鉴于此，从源头避免法律认定的分歧显得极为重要。

同事来“借款”，合意无证明

原告杨某称其与王某系同事关系，2017年王某以理财为由向杨某提出借款，但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或借据。杨某于2017年8月12日和8月13日分别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某借款人民币27000元，当时约定借款时间为1个月。借款到期后杨某多次催要，但王某仅向杨某还款人民币13000元后就以各种理由推诿，无奈之下，杨某请求一审法院判令王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4000元。

借贷与委托的定性决定了杨某的14000元能否追回。若借贷关系成立，借款人王某须履行还款义务。若委托关系成立，委托投资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杨某自行承担，这意味着若由于市场行情变动等情形的发生导致投资失败，杨某的14000元就打了水漂。

在这一问题上，杨某与王某各执一词。

杨某坚持主张双方系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与王某的微信记录。聊天记录中明确包含王某“之前说的借款一个月”，保证杨某资金安全等自述。

而王某对此予以否认，称双方所涉合同为委托合同。杨某委托自己对域（DOC）等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其系根据杨某的指示买进“虚拟货币”，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关于“抓波段”、“逢低买进”、“交易平台提现”等投资“虚拟货币”的表述，足以证明该款项不属于借款，应当属于投资款。而杨某所购买的“虚拟货币”因政策原因导致贬值，贬值的损失应由杨某自己承担。

证据显示，王某分别于2017年9月10日、10月21日向杨某的丈夫李某转账14000元，王某据此主张款项已全部还清。

杨某对此并不认同。一方面，王某作为杨某丈夫李某公司的销售人员，双方存在日常公款转账行为，王某在转账时并未对款项进行备注或特别说明；另一方面，2017年12月10日杨某向王某催款时，王某表示，“我说就算真赔了，我可以工作赚钱给你啊，只是没有说具体罢了，没有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盖章”。并未否认款项已还清，2018年5月16日杨某向王某要钱，王某也一直承认还欠款的存在。

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思路，认为王某使用资金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相关交易平台进行操作，杨某并未对王某发出指令，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反映双方约定为借款的意思表示。

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

本案中，被上诉人杨某提供银行转账证据证明后，上诉人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并无不不当。

微信记录显示，在王某向杨某丈夫李某转款之后，杨某仍就欠款事项与王某沟通，王某也未否认欠款事实。且王某在此期间作为李某公司员工，王某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转账14000元的具体用途。因王某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判令王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14000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中，法院通过对聊天记录的分析肯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另外在缺乏足够的书面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出借人给予了一定保护，在举证责任上进行了倾斜。若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被告进行抗辩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但我们并不能排除例外情形，若被告提出了充足的相反证据，原告仍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举证。如此一来，不签订书面合同的弊端显露出来。

因此，现实中若再遇此类情形，若实为借款，仅有口头承诺是不可靠的。成立民间借贷，需具备借款合意与款项实际交付两大要素，在操作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条。

借款合意通常以借款合同或借条的方式体现，并应明确借款主体、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违约条款等核心内容。若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使用，同样需具备以上核心内容。但应注意，仅有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白字黑字的书面合意是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

其二，保留转款记录，明确款项性质。

借款合同作为践行合同，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若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进行借款，应注明款项的借款性质及实际用途，相应的，借款人在还款时，应注明款项的还款性质，出借人也应尽量出具收款凭证，避免双方对款项的性质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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