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丝绸之路创始人 Ross Ulbricht 被捕入狱。经法院审判，他犯了贩毒、协助和教唆通过互联网分销毒品、电脑黑客和洗钱等罪行，被处以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虽然距离被捕已经 7 年了，Ross 仍在社交媒体上「活跃」，试图获得更多声援、寻求减刑。
「加密货币」是 Ross 表达狱中感受外，另一个关注的话题。虽然身处高墙之内，Ross 曾对比特币给出「3000 不是底，10 万不是顶」的预判，今年 6 月，他还发表了一篇长文，详述了自己对 DeFi 协议 MakerDao 的思考和展望。
但 2500 天的隔绝生活，已经让这位曾一手创立丝绸之路、缔造了一个黑暗帝国的黑客，脱离了加密行业一线。
实际上，即便是当初在互联网中来去自如的黑客，因为恶行被捕入狱后，也不得不面临彻底「断网」的窘境。数年的监狱生活，最终让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陌生和隔阂，基本是这个群体出狱后的感受。
据了解，Ross 的推文并非他直接发布，而是通过家人或朋友间接的「传话」。如果 Ross 还有可能出狱，那 Jesse McGraw 今天经历的事情，估计会是他明天的遭遇。
前不久，一名入狱十年的黑客 Jesse McGraw（又名 GhostExodus)，出狱后发表了一篇长文宣泄自己对当代社会的陌生感，以及十年牢狱对他的可怕影响。他不仅无法理解触屏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包括他当初熟悉的 Windos 系统，在多次迭代后，也已经让这位昔日的黑客组织创始人，无从下手。
不过，在初步了解这个新世界后，深入骨髓的「黑客敏感」还是让他意识到，比特币的不同之处，他在文章最后特别将比特币的出现列为第一个让他倍感兴奋的事物。
Jesse McGraw 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详述了自己的狱中点滴。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大概能想象，和 Ross 一样的黑客在犯罪被捕后，狱中的类似经历。以下是 Jesse McGraw 自述，原文链接在文末。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当初，我因为在一些医院系统上安装僵尸网络和商业远程访问程序而被捕，其中包括一个关键的 SCADA（监控）系统。我成了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因破坏工业控制系统而被定罪的人。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但对于我来说，恍如昨日。
你很难明白在美国当一个囚犯意味着什么。目前，大约有 230 万人被监禁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监狱并不会囚犯提供十分便利的上网权限，想要获取信息，只能通过阅读或者观看监狱批准的报纸、杂志、出版物或者电视节目。
当然了，大多数囚犯其实可以使用电脑，但监狱提供的电脑设置了一种特殊的访问控制程序，囚犯要想使用电脑，需要支付每分钟 0.05 美分的费用，而且电子邮件只能发给监狱批准的联系人。但是，黑客在联邦监狱里混的并不怎么好，通过囚犯信息系统与公众接触并不是我所能拥有的特权。
2011 年夏天，我想要上诉。但因为被各种限制，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联系律师，所以私底下，我和另一个犯人达成了协议，他给我使用他的电脑，这样我就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了。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被发现了。这名囚犯被监狱的特别调查部门 (SIS) 逮捕，原因是他的电脑信息账户最近有一系列的异常活动。而我姐姐在回复的邮件里提到了我的名字，于是 SIS 也知道了我是这系列活动的幕后推手。
这位狱友不仅没有说明情况，还直接「反水」了，他说自己不知道我在用他的账户，自己的账户是被我给黑了。
Jesse McGraw每年提交表格，申请恢复电子邮件特权
之后，我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在一个行政隔离部门拘留了13个月（律动注：Ross Ulbricht 自述也曾被关押于暗无天日的专门的隔离房间），这个案件也被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有些人把这些设施称为“黑色场所”，因为它们会让被关进去的人与媒体、访客和律师完全切断了联系，大家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狱中的生活苦不堪言，一周洗三次澡，人被限制在一个8X10平方米的囚室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也没有足够的通风。有一年夏天，我房间里的温度达到了华氏125度（约51摄氏度）。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那个狱友对我的指控，我希望回到普通牢房中，但我期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你能想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无法接触到当下时代的任何信息吗?
在服完漫长的刑期之后，出狱后的我在亲眼目睹科技的发展后，感觉自己就像从时间机器里走出来一样。
我感觉自己被时间抛弃了，被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社会的发展驱逐了。作为一名黑客，我是名为“Electronik Tribulation Army”黑客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我过去常常与最新的玩意、开发和社会技术趋势保持同步，还常常对恶意软件进行反向工程，执行事件响应，并侵入几乎所有无人关注的东西。
当然，在服刑期间，我也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了一些新科技内容，但说到底，我现在是一个外人了，一个对我曾经熟悉事物的局外人。如果你只是把这件事形容成老师变成了学生，只要重新学习就行，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不适应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最近，我收到了一台新的戴尔 Inspiron 笔记本电脑，打开熟悉的包装，摸着它的感觉就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但当我启动它，迎接我的却是 Windows 10。对于我来说，Windows 7 beta 版的发布，仿佛就在昨天。我对 Windows 10 一无所知，完全不会使用。它有一个新的文件系统，但我对它如何工作一点也不好奇。我想要做的，只是让我的 Windows XP 恢复到原来的 Ubuntu Linux 和 Backtrack 3 双启动选项。
Windows 在系统控制的话语权上，比我更胜一筹：我不再能像以前一样流畅而顺利的操控这个系统了，我现在很讨厌它。我花几个小时在谷歌上搜索如何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往往又是无功而返。我一次次挑战这个讨厌的系统，再被一次次的打败。
还有一些事情，让我难以接受。比如我不得不问我 12 岁的女儿，什么是 # 话题标签（hashtag），这太让人尴尬了，「你不应该是个黑客什么的吗?」她对我说，这句话给像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我那个时代，雇佣黑客被认为是一种禁忌，而现在，谁都可以雇佣黑客，甚至白帽黑客还可以通过发现漏洞获得奖金，这些钱是合法收入的来源，也使白帽黑客已经成为一种职业。黑客们甚至在好莱坞电影、书籍和视频游戏中被大肆渲染，诸如「Mr. Robot」这样的黑客，在美国电视网络中被描绘成了英雄，不再是老套的网络恶棍。
当我还在对过去熟悉的事物念念不忘时，世界却在突飞猛进地前进。其实，我也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新世界之外观察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比特币，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种加密货币，但我仍然不确定如何获得或使用它们。
2007 年智能手机出现，两年后开始取代翻盖手机，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智能手机广告时候，我对着电视大喊「这是最愚蠢的事！谁愿意把油腻腻的手指放在屏幕上？」但我错了，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做，包括我。再比如，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紧急控制互联网的行政命令，互联网的「死亡开关」由此诞生。这也是一件大事。
对于我曾经熟悉的互联网世界，随着 Arab Spring 到来，社会意识开始转向使用 Tor 等工具和加密通信平台来保持互联网的匿名性，端到端加密通信开始流行起来。社交网站 Myspace 陷入了深渊，结束了我所知的那个建立个人文件创造的时代，功利主义似乎已经是当今世界的默认理念。
比如 ZeuS. SpyEye. BlackHole 和 BackSwap 这样的银行业特洛伊病毒也流行了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可用的 IPv4 地址估计很快就要耗尽了。
一等兵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 泄露大量美国国务院敏感电报之后，维基解密运动爆发了。黑客组织中的「匿名者」成为支持这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后来成了告密者，他向记者泄露了 9000 至 10000 份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绝密文件，曝光了一个名为「棱镜」(Prism) 的庞大间谍项目。美国政府仍在进行间谍活动，它一直会这样。
大型广告商正在收集用户的各种数据，以达到内容营销的目的。以前我也曾经窃取过用户的数据。我知道这么做违法，如果不是的话，我估计也给他们发一两个广告。
Facebook 和谷歌已经根植在网络用户的日常活动中，智能手机和汽车越来越受欢迎，当所有相互连接的设备都无线连接到一个命令和控制设备上，这无疑是黑客的战场。亚马逊的虚拟助理 Alexa 可能是一起谋杀案的目击者，这些 AI 软件一直在倾听和记录你的生活。
我再也看不到有意义的人际互动了，这个社会被喜欢、自拍、智能手机和类似的技术搅得心烦意乱，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常常让我感到沮丧，因为我没有跟着世界一起「进化」。我像是在时间之外的某个地方，镜子的另一边等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释放，重新融到社会中，我已经不了解面前的这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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