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正在退潮

关于全球化，曾经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荒诞的背后，是对这个地球村的深刻写照。

当两个国家繁荣到能够支撑麦当劳这种可选消费遍地开花时，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一定日益紧密。全球贸易和经济繁荣已经相互依存了。

那么两个唇寒齿亡的“麦当劳国家”，又怎么会对打仗有兴趣呢？

是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工，让大家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各司其职的结果是，生产力的提升，全球人民都能享受到物质上的极大繁荣。

一百年前，凯恩斯曾经描述过英国伦敦居民的生活，生动地“总结”了以上宏观趋势：

假如盖上时间戳，用来形容21世纪的我们也不为过。

但是，这么一个梦幻的环境，似乎要一去不复返了。

商品贸易的退潮

2019年，受中美间贸易影响，中美贸易数据全面下滑。1-12月中美进出口累计5412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4.6%；其中出口4185亿美元，下滑12.5%；进口1227亿美元，下滑20.9%。

2020年年初，特朗普宣布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紧接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表示，可以通过回流支出费用化的形式，鼓励美国企业回迁。

随后，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拨付22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本土。

疫情深化了全球商品贸易低迷的趋势。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迫使企业不得不对国内的产业链提心进行重构，对本土供应商的倾斜，是安全的内循环的要求。

同时，医疗防护和呼吸机等重要物资的短缺，更让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空心化”的现状，产生了更清醒的认识。

各国着手构建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会是一个趋势，逆全球化的阴影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回荡。

“逆全球化”的呼声下，中国作为目前全球制造业的枢纽，我们决不可能独善其身。

俄乌：金融退潮

全球商品贸易的退潮只是逆全球化的一角。而金融退潮，似乎比贸易逆全球化来的更快。

俄乌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全球各大银行的上千亿外汇存款被冻结；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瑞士银行冻结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欧洲的贸易公司可以被香港交易所控股的LME交易所取消浮盈的交易。

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卢布兑美元汇率一度暴跌85%。外汇市场的混乱更助长了商品贸易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中概股今年3月经历了惨无人道的下跌。

中概股下跌的背后，是中国市场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流，这反映出乌克兰危机后跨国资产管理公司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贸易和金融的正在退潮，世界正在逐渐在被割裂。

什么在引导全球化的退潮？

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在推动逆全球化的发展，现象的背后从来不会这么朴素。

18世纪，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指导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现状。各国通过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贸易，提高了全球的生产力。

这无疑是积极，但是社会是发展的，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但这种分工被打破的后果。

若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而很可能永久地损害了另一国的利益，这可被称之为“萨缪尔森之忧”。这会导致一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另一个国力的相对衰退。

但是中国正在全面性的在各个领域提高了生存力。这对美国利益来说的损害是空前。

从苏联解体开始，中美实力差距的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在科技生产力的优势地位，被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广大的受教育群体所消磨。

这种国力竞争的结局是，美国没有实力继续承担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而中国因为种种不足而难以接替20世纪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一超多强的稳态被打破，管理者的缺失必然造成混乱。

逆全球化，我们该做些什么？

逆全球化的后果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密切得难解难分得全球金融体系来说。

当然，全球化的秩序也不会彻底崩塌，无疑会保存着起码的秩序。

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其他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上升，即国与国之间的信任消失了，这种变化是俄罗斯被迫推出SWIFT结算系统导致的。

那么，一个国际的资金将陆续的从不信任国流出，压低他国的金融资产估值，而本国资金的回流也秉承着同一个准则，即“安全＞效率”。

这种安全可能着重体现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还有资产的确定性上。